1941年初海明威的远东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玛瑟促成的。玛瑟受《柯里尔》杂志派遣要去远东采访，玛瑟鼓励丈夫一起去，于是海明威答应《午报》之邀去中国访问。《午报》主编拉夫·英格索尔要求海明威具体了解并报道下列情况，中日之战打得怎样，中国内战的危险性如何，日苏和约的签订有什么影响，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如何，有没有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问题同欧洲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了许多国家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美国仍在观望。在亚洲，中日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尚不能脱身进犯东南亚。如果日军南下，将侵犯美国利益，美日之间难免爆发战争。
为此，海明威夫妇从1941年2月至5月来远东采访，主要目标是中国。
海明威是5月份从亚洲回到纽约的。6月初，《午报》主编英格索尔对海明威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访谈。这篇访问记是经海明威亲自过目加以认可的。海明威后来在《午报》上发表了《海明威说俄日条约未能阻止俄国帮助中国》、《中国空军需要飞行员和飞机在空中打击日本》等六篇报道，英格索尔的访问记作为这六篇报道的序文发表。
这篇访问记可以看作海明威远东之行的自述。
海明威夫妇2月初离开美国，坐船经夏威夷时稍加停留，飞往香港。海明威在香港呆了一个月，同各类人物进行交往，了解中国的战局，其中有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里还分主战派和主和派。海明威对香港的印象是繁华而又腐朽，“情绪高，道德低”。他在香港同英国将军莫里斯·柯恩来往较多，据说这位英国朋友当过孙中山的警卫，会说广东话，是个中国通。他向海明威介绍了不少中国政界和军界情况。他对蒋介石印象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明威。
海明威最满意香港的是食品。他说：“目前食品丰富，而且质量好，香港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饭店——有西式，也有中式的。”
他们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就乘机飞越日本占领区来到南阳，再从南阳坐车到韶关的第七战区。海明威说，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斯诺和史沫特莱已经作了精彩的报道，他要看正规军的情况如何。他在第七战区呆了一个月，对从司令部到军、师、团以及前沿的先头部队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他们跟着军队活动，坐船、骑马、步行，天气潮湿，有时绵绵阴雨，十几天都没有穿过干衣服。玛瑟抱怨不止，尤其不满意居住卫生条件，但海明威情绪始终很好，对玛瑟的抱怨，他的回答是：“谁叫你来的？”
海明威对第七战区部队的印象是这个部队有很强的防御能力。士兵们生活、医疗条件很差，但很能吃苦。
他们在前线呆了一个月，接着坐小船、换车去桂林。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去桂林，但一路上人人都说桂林美，他们就去了，果然是“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成千上万座小型的山，看起来像大山的山脉，但只有三百英尺高。你在中国印刷品和绘画里见到许多美丽的景色，你以为是艺术家想象出来的，其实桂林山水照下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有名的山洞，现在用作防空洞。它能藏三万人。”他指的是七星岩。
从桂林到重庆，他们是搭乘一架运钞机去的。在重庆八天，他们会见蒋介石夫妇，还有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等官员，他们同蒋介石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海明威发现重庆食品贵但丰富，这一点不同于内战期间的西班牙。他认为：仗打了四年，能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比欧洲同德国打仗的各国都强。呆了八天之后，海明威夫妇去成都一所军校参观。海明威认为，中国的训练是德国式的，教官都是德国培养的中国人。他们从成都飞回重庆，再从重庆坐飞机南下缅甸。
经缅甸到昆明是当时国外物资运进中国的西南通道，日军为了切断这条路线连日进行轰炸。海明威发现“有几座桥炸没了，但中国人有非常有效的渡船办法用来代替桥梁，这条路经常被炸——昆明每天挨炸——但炸桥的作用不大，一则因为有船摆渡，二则中国人修桥的速度很快”。
至于美日之战会不会开战，海明威告诉英格索尔，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时间对美国人有利，对日本人来说，时间正在消失。没有人能预料，战略决战何时到来。
海明威同英格索尔的谈话是在6月初，半年之后，日本袭击珍珠港。
1978年，玛瑟发表《我和他旅行记》，“他”指海明威，书中称他为U．C．（Unwilling Companion），意谓“不情愿的旅伴”。这部旅行记的写中国之行部分，细致生动，可弥补《海明威访问记》中正式谈话所不可避免的“遗漏”。至于玛瑟的观点是否能够代表海明威的观点，笔者不敢说，但至少不会是相反的吧。
据玛瑟回忆，海明威对中国不了解，只记得小时候他有一个叫威罗拜·海明威的叔叔在中国陕西省传教，后来死了。这次他在香港呆了一个月，了解到不少情况，所以去重庆之前心里已经有一点底。
玛瑟认为，日本之所以不可能全部占领中国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西部是山区，又没大路可走，而中国人是非常痛恨日本人的。日本人像纳粹一样惨无人道，正如纳粹教会俄国农民怎样去憎恨自己一样，日本人以自己的暴行教会了中国人怎样去恨日本人。但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对于人民的悲惨生活毫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权力，害怕权力落在共产党手里。蒋介石他们明白，日本人迟早会离开中国的，真正的威胁来自共产党。用海明威的话说，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心脏病”，日本侵略只不过是“皮肤病”。玛瑟说，“中国就是一个封建领主式的阶级和千千万万作出牺牲的奴隶组成的国家。战争，并不是造成人民触目惊心的惨状的唯一原因。”作为一个对中国不甚了解的美国记者来说，他们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秘密会见周恩来，玛瑟是这么回忆的：有一天在重庆街上，一位荷兰妇女问她想不想见见周恩来，玛瑟问了海明威，海明威说：“见，他是Joris的朋友。”Joris即荷兰著名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同海明威合作拍过《西班牙大地》，伊文思于1938至1939年来过中国，大概同海明威讲起过周恩来。第二天，那位荷兰女人带着他们七拐八拐，穿过“迷宫般的小巷”，到了“一个四壁刷白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坐在桌后”，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在干什么工作”，只见他“身穿一件开领短袖白衬衫，一条裤子和一双便鞋，像工资少的小职员”。她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和一个中国人谈得无拘无束”。海明威向周恩来讲了一些广州前线的情况，但周恩来说了些什么，玛瑟当时昏头昏脑，不知道同他们会见的人是多么重要，竟没有作记录，“现在我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在她的印象里，“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来说，我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
关于和宋庆龄的会见，说法不同。海明威夫人正式认可的传记的作者贝克尔说：英国将军柯恩在香港时“把欧内斯特介绍给孙逸仙的遗孀，也许是在柯恩的影响之下，欧内斯特私下里说她是宋氏姐妹中唯一值得尊重的人”。1984年出版的、纳尔逊等编的《海明威的生平与著作》中也说：“海明威夫妇2月份到香港，住了一个月。有人把他们介绍给孙逸仙的遗孀。”但据我国学者杨仁敬访问海明威来华时的陪同和翻译夏晋熊所记，似有出入。杨问夏，海明威在“香港停留时曾见过宋庆龄先生，这是真的吗？”夏晋熊教授回答：“这个情况与事实有出入。海明威在香港会见的不是宋庆龄先生，而是她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女士。我刚才说过，我和她专程从重庆飞往香港迎接海明威夫妇来内地访问。据我所知，宋庆龄当时在重庆，而且恰好住在孔祥熙先生家中。我在离开重庆前曾见过她。”夏晋熊当时是孔祥熙的秘书，孔祥熙留美时曾认识海明威一家人，因而派他秘书去接海明威夫妇是说得通的，夏作为当事人也不会记错，贝克尔说海明威见的是宋庆龄，根据是两封信，一封是1950年9月3日或4日海明威致出版商斯克利布纳的信，另一封是海明威的熟人R·拉凡尔1966年3月24日致贝克尔的信。但这两封信都收藏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研究室”，没有公布过，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说的。玛瑟在《我和他旅行记》中却说她是在重庆一次宴会上“见到孔夫人”的，没有提在香港见到的是谁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种会见都是社交性质的，谁也没往心里去，所以见面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内容都记不确切了？
（摘自《海明威评传》，董衡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出）
